研究并构建科学完善的方志学科体系，是创立方志学科并使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有稳定传承一席之地的前提和核心任务，对于推进方志事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学科是知识的类型，是特定范畴的一组知识之间相互依存，紧密勾连，有很强的组织性和逻辑性且特点鲜明的独立的有机组合体。某一类知识，一旦被确立为学科，就有了社会公认的发展目标、活动范畴和大体内容，有了规范的行事法则和质量标准、切实的发展路径和支持条件，就可以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实行教学内容的制度化传承和发展。有了固定的传承院校、专业的传承教师和代代相续的专业学生，承续和深化发展就有了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人类的知识不断推陈出新，丰富发展，并逐步聚集或分化成多种学科。方志作为一种汇聚性历史知识的载体，在我国独树一帜，源远流长，成为记录和传承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文化形态和基础性载体。不少学者把它的源流概括为源于部落文明，长于秦汉隋唐，成于两宋，发展于元明清和近现代。据统计，现存古代方志有1万余种，10万余卷，占我国古籍总数的1/10。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国范围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中，所修志书不论修志范围还是修志主体，出版数量还是类型，都已大大超越前人。据粗略统计，到2020年年底总数已超过35万部。此外，年鉴和地情资料书的编纂单位也日益广泛，成果不断增多。与此相应，方志理论研究空前活跃，专著和论文不断出现。整理历代旧志也成为修志机构的重要任务，不断有新的版本推出。全国专业修志工作者已经历两代、约10多万人，志书编纂和管理的参与者约30多万人，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编修专业队伍和管理服务队伍，而且结构不断优化，素质不断提高。目前已形成全国范围的自上而下的方志领导和指导体系，不同层级的固定机构和人、财、物保障机制，并走上法治化轨道，作为一项事业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划和计划之中。我国县级以上已呈现出无地不修志的景况，而且正向村镇、行业和大单位扩展。志书作为文化产品，其成果之丰硕、批量之大、应用之广，也是多数学科难以比拟的。那么，方志学为什么至今未被列入国家独立学科层级？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我们对方志学科体系的研究不到位。尽管方志工作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业，研究成果丰富多彩、日益增多并正向纵深发展，但尚未形成完善的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方志学界多数人接受的体系化成果。因此，构建方志学科体系，成为方志界学术工作的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规范学科知识，创立学科体系，首先应明确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知识范畴、知识类型及相互关系，回答这个学科是什么、何处来、为什么、如何为等问题。是什么？应是以志书为中心的方志事业各个方面互相关联、依存，具有严密逻辑性、系统性的知识。具体讲，就是解决这个学科属于哪种知识范畴和类型，它的主要内容和研究对象、基本性质和特点等问题。中心问题是回答什么是方志。比如它是文化产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基础性文化产品，不少文化产品以它为母体；是连续传承性文化产品，自古及今一脉相承，没有中断；在文化产品中，它是资料性著述；在资料性著述中，它是有特定体例和编纂原则的著述。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的概念表达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这个表述虽然在方志界尚有不同意见，但它是新中国第一个带有法规性的地方志定义。其一，它把地方志定位为“文献”，大大提高了地方志的文化价值。当然是方志还是地方志，是“文献”还是“著述”，哪个表述更为准确，有待进一步商讨；其二，它不是文艺性、论理性、法规性、指令性等文献，而是资料性文献，突出了基础性、草根性；其三，它的内容是对特定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全面系统地记述。是记述，不是描述、论述，是全面系统地记述，不是片断、分散、间断性记述。这使它作为文化产品，凸现了其有别于其他文献、著述的独有地位和特点。
何处来？即方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需理清它的源头和脉络，研究它产生的条件和发展的动力。方志的核心任务是对社会变迁的如实记述。可以说它的生发和中华文明的诞生及发展是同步的。古人结绳纪事就蕴含着方志的基因。伴随文字的形成，文明的进步，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对社会生活的记载，特别是对被古人称之为“国之大事”的祭祀和战争的记述，都是方志萌发的土壤。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文明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状态，涌现出一大批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记载了丰富的历史事件，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成为后世史学、哲学、法学和文学艺术的源头活水。后世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就是以这些典籍为起点，从这些典籍中逐步发展分化而成的。方志也不例外，不少学者把《周官》《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等典籍视为志书的源头，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典籍的主要内容是记述历史事件和地理知识。“方志”名称最早见于《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说的是对方国情况的记述和复述，可以使人明白事理。伴随秦汉隋唐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大一统”需求推动了中央对地方上报社情民意的要求，摧生了地记、图经等早期形态志书的形成和发展。秦代中央要地方上报地情，称为“上计”，“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秦汉魏晋地方向中央报送的地情主要是人物和地理情况，形成了地记。隋代把文字记录与地图结合起来，地记演变为图经、图志。隋文帝把编史志的权力收到官方，志书成为“官书”。唐代实现定期报送制度。北宋设置了主管州郡编修图志的“九域图志所”，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国家层面设立的方志专管和编纂机构。记述内容也逐渐从主要记地理，转变为以人文历史为主，体例从以图为主，向以文字为主转变，名称由图经向以“志”为名过渡，体例也基本定型。两宋是方志发展的成熟期。元、明、清和民国是志书编纂稳定延续的发展期。元代编写《大一统志》，开创了由中央组织编修国家志的先河。明代开始设置凡例，对志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要求，这实际是修志的“法规”，带动了志书编修，形成了“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的局面，产生了《边关志》等专志。清代志书不仅有新扩展，还出现了一批方志理论研究者及其论著。记述域外地情国情的志书也使国人开阔了眼界。民国时期方志内容出现重大变革，由注重帝王言行，转而突出经济、科技、民生。新中国的方志内容出现了革命性变化，形式也有相应变革，但仍然是在前人已奠定的基础上传承、发展的。
为什么？就是从实践的角度说明编修志书的终极目标，从理论的角度探寻编修志书发展的规律。为什么修志，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为了使用。或者说，为了满足社会生活的需求。但为谁用？满足什么需求？为什么用？如何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情况不同，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单纯需求到多种需求的发展变化过程。在自觉编修的时代，主要是统治者为更好地行使权力，需要了解地情民意或借鉴古今治理一地之经验、教训而修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政”功能。记述前人和今人的治理业绩，有意留存史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史”功能。为巩固统治地位，志书又被用于对国民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社会各界为互助和凝聚而互通信息、增进交往，统一认知和行为标准而运用志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化”功能。社会主义新方志明确方志是历史文化永续利用的载体，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基础性文化不可或缺的文献。在使用对象上，封建社会偏重统治阶层，强调资政，现在更强调为国家现代化发展服务，强调方志知识的普及应用和“功在当代，有利后人”的功能。在使用方式上，逐渐向多样化、群众化发展。不仅供各级领导层决策参考，事业开发借鉴，科研资料引证，还可转化为地情教材、地情百科全书和辞书词典、文艺作品等。目前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展网络阅读、查询等信息化手段，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需求是志书生成的本源和发展的动力，满足社会需求是志书编修的根本目的。从理论角度看，主要是对方志事业中一些根本性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定性、定位和指向性的回答。如对方志的性质、特征、功能、分类、编纂原则、编写程式、体例、体式、体裁、文字、文风、文法、质量标准和管理体制与方法等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界定。
如何为？主要是志书如何编纂，需要掌握哪些定向指导方针，创造哪些支撑条件和如何确立审定评价标准等。志书如何编纂被称为方志编纂学，包括编纂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从志书修编的规划计划开始，到资料的收集、筛选、核定、汇编、选用，篇目结构的制定、撰写、审改、审定、出版、馆藏、应用和信息化建设等，都应符合志书特定的存真求实、横分纵述、述而不论、生不立传、详今略古等原则，符合志书名称、内容断限、体式体裁等体例，符合多种工作规范和要求。支撑条件，要确立体制机制和法规制度，设立机构，组织队伍，提供人、财、物保障等。新方志事业，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的工作体制，“一纳入，五到位”的实施要求，把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领导工作任务中，做到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到位。其中，各级领导人对方志事业的认识是关键因素，实践证明，凡是领导重视的地区和单位，修志起动就早，进展就比较顺利。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把方志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2015年，国务院制定《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把方志事业发展纳入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成为增强综合国力、实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为推进方志事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志书编修是否合格，在合格志书中，什么是精品佳作，需要有统一的科学的评价标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现更名为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颁布了《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总的要求是观点正确、体例严谨、内容全面、特色鲜明、记述准确、资料翔实、表达通顺、文风端正、印刷规范，大体可分为政治性标准、资料性标准、著述性标准，即以什么思想为统帅和内容的合理性、合情性、合法性。资料是否真实、齐全、全面、系统，志书是否符合修志原则和规范，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归属得当等。志书的质量是其价值高低、生命力强弱、影响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评价标准的确定，是促进志书提高编纂质量和效率的关键环节。当前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加强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成了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是一次重大的变革，也是发展的新的际遇，应摆在当前工作的重要位置上。
构建方志学科体系，解决以上四方面的问题，需要端正指导思想，吸收古今中外研究成果，总结新方志事业的经验教训。指导思想是统帅，应把当代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用之于方志学科建设。具体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构建方志学科体系的“总开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化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探求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基础理论为导向，把方志学科体系建立在地方志事业实践的基础上，摒弃唯心主义、凭空构思、迷古崇洋、照搬照抄和形式主义等弊端。以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为导向，把以人民为本作为方志学科体系的主体、主线，摒弃英雄创世、官本位以及眼睛只向上、不向下等弊端。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观点为导向，把方志学科体系建成记述扎实、相对稳定且具创新性、开放性的体系。应讲政治，但要摒弃泛政治化；讲传承，但要破除保守封闭的弊端，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生态文明、和谐社会五位一体协同发展、创新发展的思想为导向，把方志学科体系建成学术前沿的、全面的、科学的、完善的体系，摒弃远离现实、眼光短视、片面虚浮等弊端。
吸收古今中外研究成果，就是把前人、今人和境外学者对方志体系的各种论述，汇集梳理，作为借鉴，汲取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成果。主要应关注四个方面：一是古代地记、图经、图志和各类志书的序跋、凡例和评议。这些著述虽然没有系统的对修志的体系性论述，但有不少经验之谈和闪光的理论概括、思想观点。二是古今学者对方志体系研究的专著、专文。清代开始有方志体系研究，代表人物是章学诚，字实斋。他创立“三书体”，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相成，以志为主体。梁启超曾评价：“‘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民国时期，李泰棻的《方志学》、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都有学科体系框架的展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方志事业蓬勃发展，不少方志基础理论研究成果都涉及学科体系，其论述有粗有细，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理论为主轴分类，即按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学科史分类。比如“三足鼎立”体系，即基础理论、编纂理论、应用理论和“四足”“五足”“六足”等理论，即增加管理理论、方志史论、评价理论等。第二类是以工作性质为主轴分类，比如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学科史组成的“四大板块”体系，再加管理科学、质量评估科学、旧志整理学、比较方志学等，可称“五大板块”“六大板块”等。在这两大类下面还有许多学科分支，上述各“足”或“板块”，都可细化为分支，再加上方志统计学、收藏学、资料学、分类学、批评学、数字方志学，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五大部类编纂学等，都可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三是境外汉学家中，也有不少人涉及中国志书的研究，最多的是日本、英国、美国。比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就说过，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中国地方志。此外我国台湾地区也有一批学者对地方志研究作出了不少贡献。这些多是我国构建方志学科体系时应借鉴参考的宝贵知识。
总结新方志事业的经验教训，是我国构建科学完善并全面创新的方志学科体系的关键环节，应下大力气做好这项研究工作。只有把新方志事业的实践经验提炼升华，作为主体内容，才可使方志学科体系充分呈现科学性、创新性和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这些新鲜经验大多已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现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学会和各省市地方志机构颁布的各类规范性文件中记述展现。特别是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对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和阐述。对我们构建方志学科体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提示性。比如把方志学科体系范畴划定为方志事业，而不仅仅是方志编纂和组织领导工作。又如把信息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使方志事业和最新科学技术相结合，与时俱进。这必将使志书质量和工作效率发生革命性变化。再如领导体制上，不同层级的负责制，“一纳入、八到位”的责任要求，综合年鉴纳入志书范畴，以及职务作品的定性和冠名权的规定等，都是对新时期新方志事业创新经验的肯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结语
综上所述，方志学科体系的框架，是否可作以下表述，作为探索，请业界参考、研究。一是构建方志学科体系的价值，即必要性、主要任务和基本路径。阐明方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不可中断的独特载体。二是志书是方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方志学科体系的中心、主体知识。对志书的纵向认知，即方志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动力与历史；横向展示，即志书的类型和典型展示。三是由主体知识派生的志书编纂方法、管理方式、应用途径、保障条件以及志书整理、编纂，读志用志、工具书等知识，可称为派生知识。四是主体知识和派生知识升华的理论知识。五是对方志事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物知识。
总之，学科体系，就如一棵特定品种的树木，有树根、树身、干枝、细枝、绿叶、花果等，它们之间互为依存，构成了一株立于大地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有其品种的基本形态，是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显示出基本特征。在保持基本特征的同时，树的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有添枝加叶，也有枯枝烂根。因此，需要研究、梳理，从整体上分清和其他品种树木的区别，认清其根、身、枝、叶、花果的位置和相互关系，并时刻关注其发展变化，必要时加以修正，以促进其进一步成长和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