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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及其启示

来源:《求是》2008年第11期 (作者:邢贲思 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30年前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讨论,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四人帮”被粉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峰回路转,迎来一个重大转机。但群众的热情很快受到了沉重打击,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不顾党内外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呼声,抛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意味着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都不可能得到纠正。现实情况也令人十分担忧:“文化大革命”虽结束,但各项工作却持续徘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继续被肯定,“天安门事件”得不到平反,邓小平不能够复出,连清查“四人帮”时也不忘提出继续批邓。这一切引起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经过一段时期的冷静思索后,人们终于从“两个凡是”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两个凡是”是套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是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不破除“两个凡是”,党没有希望,社会主义没有希望,中国没有希望。于是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大论战就成为不可避免。
                
  这场论战之所以选择“真理标准”这个哲学命题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是因为“两个凡是”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挑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一种认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决策和指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其是否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而现在又被重新提出,是因为“两个凡是”恰恰违背了这个常识。“两个凡是”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和指示当作了真理标准,它无需接受实践的检验,相反,实践倒要受到它的裁定。这就完全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弄颠倒了。“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本质昭然若揭。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企图把“砍旗”的帽子、“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扣在论战对方的头上,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但真理和真理标准不是一回事,真理是正确的认识,真理标准则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依据,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说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标准,丝毫也没有否定它对实践所起的伟大指导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真理标准,表面上是对它的尊重,实际上却是对它的伤害,这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提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真理标准虽是一个哲学问题,但真理标准讨论决不只是一场理论是非之争。它涉及到了我们党应当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它也涉及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今后将怎样发展,是沿着以往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弃旧图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理论本身的范围。
                
  在讨论中,《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率先发难,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社会各界人士和党内外群众的热情参与,把讨论推向了全国。引导这场讨论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是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是他最早在党内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他明确提出,真理标准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也是他指引这场讨论既批评了“两个凡是”,又维护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
                
  真理标准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它使人们从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下解脱了出来,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成果。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两大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真理标准讨论虽已过去了30年,但它在当时所引起的思想震撼,使人至今记忆犹新,这说明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确实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用好这个法宝,而要用好它,就必须正确认识它。
                
  首先要认识,解放思想不能和实事求是相脱离,二者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后来江泽民同志作了补充和发挥,他说:“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应一以贯之。不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盛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脱离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31页)可见,解放思想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谁都不否认,但对解放思想的理解却并不那么一致。其中有一种理解相当流行,却并不正确,这就是把解放思想归结为一个“破”字。按照这种说法,只有破是解放思想,立就不是。其实,破和立是对立的统一,没有破就不可能有立,而只破不立,就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真理标准讨论之所以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就因为它不仅有破,而且有立。它的破主要表现在破除了“两个凡是”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它的立主要表现在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要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无论是破还是立,都是思想解放的表现。我们既要有摧毁旧事物的勇气,也要有创造、维护和发展新事物的勇气,两者都是解放思想所必需的。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既有大破,也有大立。我们破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渐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正在扬弃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向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纠正了片面强调发展速度的不正确观点,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破旧和立新相统一的过程。改革开放不能没有破,更不能没有立。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立,就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理论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破其所该破,立其所该立,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次要认识,解放思想不能和解决问题相脱离,二者也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他指出,思想解放不能停留在讲现成话、讲空话上,而是要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解放思想同样十分重要。它说明,解放思想本身不是目的,解放思想的目的是通过破除各种障碍,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解放思想是一个热门话题,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谈论,有的人还试图探索新思路,寻求新突破。但真正把功夫用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的人并不很多。因为口头上谈论解放思想易,而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难。但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解放思想,又怎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呢?毛泽东同志多年前就曾说过:“实践出真知”。因为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知道问题的所在,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获得真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体现,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放思想的必由之路。因此,提倡思想解放,就必须同时提倡调查研究,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其关在书斋和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地探寻解放思想之路,不如到实际中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也许打开解放思想之锁的钥匙就在其中。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解放思想对于我们党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通过解放思想,能够切实推进工作,真正解决问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离开这个基点,所谓的解放思想,就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把解放思想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就是对真理标准讨论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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